史上最愛科學的皇帝：在子女宮女身上試驗種痘
康熙八年（1669）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門廣場。
正午的陽光刺眼而肅殺，凝固的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息。大清帝國的滿朝文武大臣齊聚一堂，表情嚴肅。這裡正在上演一場萬眾矚目的生死對決。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樁爭議已久的學術公案引起的。
主持欽天監的漢官楊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借編造曆法之名藏身京師，意在窺伺朝廷機密，且其所制新曆法聲稱可推算兩百年間的天象，這不明擺着是在詛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區區兩百年壽命嗎？楊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辮子，激情萬丈地喊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句極富“民族情感”的戰鬥口號（頗有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味道）。御狀告到康熙那裡，滿朝文武中沒有一人熟悉西洋曆法，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判別是非。康熙儘管年僅十五歲，但卻沒有犯糊塗。他下令來一次現場考試，由欽天監官員吳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懷仁一起到午門廣場，當著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測算正午時間日影的長度。
結果，南懷仁用一根日晷測出當日正午針影達到的精確位置，而汗流浹背的吳明烜卻一籌莫展，屢次測算失誤。康熙當即力排眾議，將楊光先等一伙人革職，任用南懷仁主持西法治歷。
這次驚心動魄的午門對決，激發了康熙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他深深感到作為一國之君，對科學技術方面也應該有所了解，才能夠在此方面取得發言權。從此，對西方科技知識的渴望和熱忱貫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後來說起幼年經歷的那場“曆法之爭”，他對臣下談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多年之後，康熙儼然成為了中國“史上最熱愛科學的帝王”。
這位稱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對西學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從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學，甚至高等數學、西洋音樂，他全都學過，而且學得還不錯。誰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當絕大多數中國人連“地球”是個什麼概念都還不知道時，他們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宮內搖計算機、玩對數器、開平方根？
康熙的開明和好學，有他身邊的“國際友人”的不少記載可為佐證。據傳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德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他要求傳教士們用滿語講授數學和力學等歐洲科學，“神父們給皇帝作講解，皇帝很容易就聽懂他們給他上的課，越來越讚賞我們的科學很實用，他的學習熱情愈益高漲。他去離北京兩法里的暢春園時也不中斷課程，神父們只得不管天氣如何每天都去那裡”。他們上完課走後，“皇帝也不空閑，複習剛聽的課。他重看那些圖解，還叫來幾個皇子，自己給他們講解。如果對學的東西還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罷休，直到搞懂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書本知識，而且注重實踐。法國傳教士白晉作為康熙的老師，詳細記述了康熙熱情高漲、學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時用四分象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有時用天文環測定時刻，然後從這些觀察中推測出當地極點的高度；有時計算一座寶塔，一個山峰的高度；有時測量兩個地點間的距離。另外，他經常讓人攜帶着日晷，並通過親自計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針影子的長度。皇帝計算的結果和經常跟隨他旅行的張誠神父所觀察的結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滿朝大臣驚嘆不已。
如此好學不倦的皇帝，中國歷史上似乎還不多見。因此他獲得了“老師”白晉極高的評價：“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更令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對西學的鑽研和興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製藥品，學會了種痘，在他的子女和宮女們身上實驗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廣到蒙古。為了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還親自解剖了一隻冬眠的熊。在黃河、淮河、運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東流的河水，耐心地向當地負責管理水利的官員講解如何計算水的流量。他甚至還在中南海豐澤園內試驗起了雜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還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組織的兩項全國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響深遠。一是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組織全國優秀的天文數學家，集體編纂了一部代表當時中國自然科學最高水平的天文數學樂理叢書《律歷淵源》，編纂該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用當時已經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識，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關差錯，彌補其不足，使之成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內容。康熙對此高度重視，命令將所纂之書每日進呈，由他“親加改正”，整個編纂工作歷時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縮地”，組織人實地勘測繪製了著名的《皇輿全覽圖》。在測繪勘察過程中，康熙大膽使用外國傳教士，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術等，從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當時世界地理學的最高成就。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讚歎道：“它不僅是亞洲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