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白居易小傳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今陝西渭南），遂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曆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並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後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后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採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今陝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係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了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並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託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着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鬥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着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河南洛陽白居易墓)。詩人李商隱為撰墓誌。今已闢為遊覽勝地。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游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白居易詩《溪村》插圖選自明代萬曆集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繫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着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①“辭質而徑”，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②“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③“事□而實”，內容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④“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閑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容區分,但也有參互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閑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着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采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