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來峰上應天塔

飛來峰上應天塔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登飛來峰》

作為千年古城的紹興，建築該是其豐厚歷史文化積澱最感性的符號和最傳神的詮釋。然而基於中國建築多以土木為材、難以長存的特性，和中國人向來疏於古建築的保護而熱衷於天摧人毀后重建的緣由，在中國的土地上，明清建築存世已屬鳳毛麟角，更何況唐宋、魏晉以至秦漢？紹興的建築亦如是。不過殊途同歸中也有別例，那就是與恢宏燦爛的佛教文化緊密毗連的寺塔建築，位於紹興城南飛來山（又名寶林山、塔山）上的應天塔，想來也是此中之一。

據舊志記載，應天塔為晉末沙門曇彥與許洵兩人同建。曇彥其聲名不得而知，許洵則是響噹噹的人物。作為東晉名士，當年他隨任會稽內史的父親許定居紹興時，與王羲之、謝安、名僧支道林等素為友善並頗多交往，且參加過那次頗負盛名的蘭亭聚會。令人遺憾的是當年塔尚未建成，許洵卻因病亡故，工程因此耽擱了下來，后在岳陽王蕭蔡師的參與下終於建成。塔成后百餘年（公元473年），惠基法師在飛來山上建寶林寺，塔遂成寺內建築。唐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寶林寺改名應天寺，塔亦隨寺，改名應天塔。

我們無從知曉，當年許洵和曇彥在飛來山上建塔的動因和緣由到底為何？但應天塔的問世和留存，卻讓今天的我們得以大致揣摩和觸摸魏晉南北朝時期，紹興地域歷史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些許徵象和脈絡。在漫長的中國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稱得上意義深遠，深刻改造中華文化之魂的異域文化入傳的偉大歷史事件，大約只有兩次。一次是驟起於19世紀中葉，始以鴉片戰爭為強制性文化傳播方式，繼以科學民主為文化主題的所謂“歐風美雨”的東來；另一次就是始於兩漢之際，盛於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東漸。兩漢、魏晉時期隨着西域僧人的大量來華，佛典經書的蜂擁而至，佛教的傳播在中華大地上勢如燎原。與之相對應的是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內地邊陲、山野城池，佛寺、佛塔、石窟、佛像等佛教建築如雨後春筍。“招提櫛比，寶塔駢羅”並非虛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亦無誇飾。在這樣的大勢下，誕生於晉末的應天塔，既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產物，是應天塔之所以躋身江南名塔行列的題中之義，更是晉室南渡後日趨繁華的紹興，成為江南地域政治、經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鎮的最好見證。

與大多數名寺名塔所遭遇的命運一樣，見證了近700餘年歷史滄桑的應天塔，亦經歷了多次毀而重建的坎坷。應天塔大的毀而重建有兩次，一次在北宋乾德初年（公元963年－公元968年），一次在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現存的應天塔便是嘉靖三年那次重建的遺物。作為越中著名勝跡，應天塔曾引來歷代眾多文人名士的登臨詠賦。乾德初年重建后，著名政治家、北宋宰相王安石慕名登臨並留下了《登飛來峰》的詩：“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借物詠志向為詩人的本性，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亦未能免俗。詩中寫的雖是應天塔上所見的實景，但字裡行間，身居高位、大權在握的滿志躊躇溢於言表。可惜作為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改革先軀和領袖，面對腐朽頑固的封建制度，王安石最終也未能擺脫黯然出局的命運，這是當年他站在應天塔上所未能想到的。

有幸登臨應天塔已是近年的事，那是在一個暮色蒼茫的黃昏，當我登上應天塔時，腳下的紹興古城已是萬家燈火。站在當年王安石賦詠的“身在最高層”的所在，我忽然悟及，作為紹興古城最古老的建築之一，應天塔其實就是一把標杆和尺子，標誌和丈量着紹興這塊土地歷史文化的標高和厚度。儘管在不斷增多的高樓大廈的比襯下，應天塔正日漸減弱着當年的巍峨和軒昂。

我想，無論怎樣，應天塔應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