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太原的娼妓

舊太原的娼妓

太原娼妓，起初多為暗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後，逐漸“公開化”，至光緒三十年（1904），妓院陸續開設。並經警方批准，發給“許可證”，成為營業性行業。

初期的暗娼

暗娼開始只有三家。一為白串兒，一為李老九，一為豐子元。各家都養有姑娘十多名，以“賣唱”為名。

白串兒住小濮府；李老九住姑姑庵；豐子元住寧化府。李、豐均系男性，為暗娼老闆。李系大同人，家中並養有唱曲教師。以後正式成立妓女於察院後街。以上三家較有名外，其它暗娼則散處於各小巷。

今日之萬壽宮，亦為當時之神秘地帶。這段房間多為娼家所租定，當時雖仍不屬公開，但實際已列入暗娼行列，嫖客都是當時下流社會人物。以及人稱為半公開妓院，並命名為三等暗妓院，但各有“良房”，每日白天去，晚上回家（不宿於萬壽宮）。惟這些妓女來往接送，多雇傭人力背馱，背夫（時稱龜奴）以兩手背握妓女小腿腕，招搖過市，一般人看到即知為娼妓無疑。

光緒三十四年（1908）秋，本市開放的娼妓相繼在察院后、小巷和萬壽宮開設正式妓院。當時較有名氣的有：雙素班、凌雲班、四海班、三福班等，其餘十多家不大出名，共計20家左右，皆為“頭等”。當時的各班中，“蘇班”即佔半數，“蘇班”多為“天足”，本地名班多為“小腳”。其餘二、三等妓女都在今興隆街（當時稱小巷）。

辛亥革命后的娼妓

民國初年，所有“頭等”名班，均由察院后移至小巷，與二、三等集中一隅，同時又有所謂“二等半”出現。其規定價：辛亥前均以小洋計算（單位則以吊計之），“頭等”開盤為1吊，留宿為10吊；“二等”開盤為5枚銅元，留宿為5吊；“三等”多系當面講價，多寡不等。以後隨着金融變遷又改為大洋，而定價亦如前例。自開放娼妓，至民國九年（1920）先後十數年間，花妓招展，麗妹輩出，一般達官貴人儒雅名土，率多涉足其間，遺聞軼事，略舉二三，加以概述：

素珍、素玉，姓趙，為白串之女，也可說是“雙素班”之台柱子，均以“雙素”為名，白串自任“老闆”。姊妹二人，皆具特色，尤以素玉為最。當時捧場者大部是官宦貴族，常住依仁巷，推素玉為花榜魁首。素玉一度曾和官宦干介臣往來甚密。未幾干隨全家他去，素玉只好返回“雙素班”重操舊業。最後隨白串兒到天津再操娼妓舊業，病死於天津。素珍與軒轅往來頗為密切。起初軒轅（官吏）有納素珍為妾之意，素珍自天津歸來，身價大減，欲與軒轅重續舊好，惟時過境遷，已不堪回首話當年。后素珍嫁王承緒，王旋於口外作戰陣亡，素珍亦悲痛而死。

二百五：姓王，原與軒轅有白頭之約，后軒轅調任他鄉，委託“二百五”侍奉其父晉大夫趙卿。其父死後，“二百五”再操娼妓舊業。民初，“二百五”先是嫁與首義軍人楊錢甫（山東曲阜縣人），張敬堯時代曾在湖南任參謀長。聞二百五仍在曲阜故鄉，曾多次要“二百五”去湖南與他同居，后未果。

王秀卿：保定人，初在晏樂班上捐，因面貌俊美。某名士特贈以對聯文曰：“秀色宜人人宜秀；卿須憐我我憐卿。”該班老闆名翠春，蘇北徐州人，年40餘歲，手段極為高明。時秀卿嫖客中有名“黑倭虎”者，因酒醉大鬧晏樂班，老闆翠春不僅不告警問罪，反而滿口自認“不是”，同時每見嫖客來勢不妙，便主動上前賠禮，這種望風轉舵，乃青翠老闆的拿手訣竅。因此，當時的晏樂班相當活躍，嫖客門庭若市，可謂紅極一時的妓院。

王紅翠：在“晏樂班”、“雙素班”均上過捐，同時拜土豪劣紳新老為乾爹，捧之者亦皆一時名流。后與本地某“老財”姘過，私生一子，當時有認子歸宗之意。紅翠不忍割愛，未果。雖仍在井垣，但已潦倒不堪，大減當年的姿色，以流浪生活告終。

馬玉蘭：河北獲鹿縣人，先後在晏樂、三福等班上捐，也是花月場中之“大紅人”，初以楊錢甫為捧場者，后嫁與劣紳徐伯歧，后離異。當民國二十五年（1936）間年老色衰，已非昔日之紅顏矣。

月仙：曾於“雙素班”上捐，身材嬌小玲瓏，適有陝西某進士客居太原，因在劇院與月仙相識，次日即光顧“雙素班”，曾贈月仙一聯曰：“我在院中娛雪月，誰知裡邊遇神仙”。

一笑：曾在晏樂班上捐，適有郭某贈一笑聯曰：“怎當他回頭那一看，喜得我春風帶笑來。”此外，愛梅、寶蘭、金花、花月紅、花月春，皆為娼妓中紅極一時之人物。后金花許與測量局長井景春，月紅嫁與公子田景福，其他相繼落主，個個出於幽谷，而遷喬木。

四道巷的娼妓開始：民國九年（1920）官廳在舊城街西城牆根，就築起“四道巷”，是年冬將所有名妓院一律由小巷遷往四道巷內。一至三等分別排列於各巷，頭等妓院均設在三道巷，二等在二道巷，三等設在頭道巷、四道巷。頭等以“班”為名，二等以“室”或“茶室”為名，三等則稱“下處”。

當時較出名的頭等班有：雙素班、晏樂班、鳳鳴班、富春班等。名妓有：王紅翠、馬玉蘭均在雙素班內；晏樂班有：金寶、銀寶、桂寶、小寶、小花等；鳳鳴班有：劍紅、月樓等。富春班有：彩琴、秀卿等。

民國十六年（1927）警務處曾下令禁娼（只准退捐，不準上捐）。此後，娼業日漸蕭條，妓女亦隨之減少。自民國十九年（1930）娼妓又形開放，復業上捐者日益增多，一時娼妓又趨興旺。當時較有名色者有：劍紅（江蘇人）在鳳鳴班上捐，體態姿色非常健美，既充娼女，又工二簧小旦，捧場者有不少名流少爺、公子，還有官宦闊人。后劍紅到上海，仍操舊業。彩琴趙姓，保定人，小時在開化寺落子紳綰學戲，十四五歲即到妓院唱票，后在富春班上捐，不僅姿色可人，而且應酬、談話具有特長，故一時在諸班中坐第一把交椅。後有商店經理趙子青與其交往甚篤，後趙到綏遠一去不返方休。

小寶、小花二人都在晏樂班上捐，當時有名流大宋公子兄弟二人各捧其一，曾贈小寶一聯曰：“小妮子令人真不得了，寶貝兒教我將如之何？”

金寶：在晏樂班與某名士交往十分密切。

當時頭等嫖客，多為較有身份之人；二等逛客多為商人及學生；逛三等者多為工人、洋車夫、苦力、農民等。三等無定價，當面議，三五角都可。所以稱三等為下流社會人之聚處。

民國十九年（1930）后，石家莊駐軍紀律不嚴，該地娼家紛紛遷並營業，此後娼業又復繁華。可是本省晉鈔毛荒，百物昂貴，惟娼業仍然原價不動。一般逛客皆恣意揮霍，娼業反而日見發達，每至夕陽西下，四道巷各口的嫖客往來如梭，形成人稠地窄，先來者進房，後去者多在院中露天開盤，這也是破天荒的趣聞。

民國二十年（1931）間，娼妓尚能維持現狀。當時頭等有五家，二等七家，三等26家，娼妓人數多至559人，誠可謂盛極一時。當時的規矩：頭等都是琴棋書畫，嫖客第一次去，只是互相關照，不得輕舉妄動；二等也比較文明，只是比頭等規矩略少些；三等卻是絲毫沒有約束，所以稱之為“爛三等”。

民國二十二年（1933）后，社會經濟日益蕭條，各方面都是不景氣現象，加之暗娼日多，女招待亦逐漸出現。由於這些種種原因影響，娼妓營業遂一蹶不振。這時頭等已無形解散，二等僅有四家，只留有52人，三等尚有22家共有妓女287人。這時二、三等共計有妓女339人，與民國二十年（1931）相比人數幾乎減少一半。

當時妓院收容妓女的規定為：

一、買終身制：窮苦人家為了糊口，女兒在十四五歲時，即以一筆款賣給妓院，價款銀元三四百元不等。

二、活期租賃制：農村窮苦地區的老百姓在女兒將快出嫁前三四年間，先以活期二至三年賃給妓院，以人才論價，二三百元不等，到期再行歸回。

三、上捐分成制：妓女人院后，每日賺到的錢以四六或三七分賬（妓院得大頭，妓女得小頭）。

日偽佔領期的娼妓

“七七”事變后太原娼妓情況：二等仍有四家，三等25家，當時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是十分殘酷的。便衣、翻譯、警備隊、警察等一進妓院，就是橫行霸道，看中哪個姑娘，老闆立即予以方便，稍有遲緩，不僅不付逛價，而且要打罵老闆，甚至大打出手翻倒桌椅，老闆、妓女都得苦苦求饒，其慘狀苦不堪言。

解放前夕的1947、1948年間，閻錫山的特務、便衣、警察等，每到天黑，紛紛前來嫖妓。當時的“金元券”年荒過甚，物價一日數漲，有不少妓女一日所得尚不足糊口。同時，衛生條件太差，妓女感染“花柳”病者比比皆是，雖已得這種傳染病，但當局不考慮妓女的身體安危，妓女為了維生，無奈只好仍操此業。妓女個個面黃肌瘦，真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政府將妓院一律取消。妓女有病的給予看病，身體較好的分別給予介紹工作。妓女悲慘遭遇從此結束，從而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