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勉重築汴州城

李勉重築汴州城

開封的建城史長達2700多年，自古“有城必有牆”，作為古都開封悠久歷史的見證，開封城牆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周長14.44公里，為目前我國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築，其歷史遺存的相對完整性居全國第一。城牆之下疊壓着5層古城牆，其城池分別為元代汴梁城、金汴京城、北宋東京里城、五代東京城、唐代汴州城，疊壓層次之多、規模之大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而唐代的汴州城就是疊壓在大梁城廢墟上的第二座城池。今天開封的著名古迹城牆和州橋，就是在李勉所修築汴州城的基礎上，歷宋、明、清數代修葺，雖經兵火水患而存留至今的。

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經過連年的戰爭，許多城市變成了荒野，當時的開封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到了北周時期將開封改稱汴州，“以城臨汴水，因以為名”，這是汴州之名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汴州升為州治之後，由秦漢以來一個普通的縣城，上升為州城，這是開封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隋統一后，政治安定，經濟迅猛發展，而位於京杭大運河汴河段要衝處的汴州，更是得此良機，一洗過去戰爭的傷痕，很快回復了生機，一躍變為日益繁華的“水陸大都會”，成為中原地區的一大軍事重鎮，其地位已儼然成為北方的一個大州。

公元617年，在農民起義軍席捲天下，隋政權搖搖欲墜的形勢下，李淵用其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迅速佔領了長安。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了大唐王朝，定都長安。

唐代是開封城由衰落逐漸走向復興的轉折點。唐安史亂后，北方經濟因戰亂破壞而衰蔽，兩京即長安城和洛陽城的龐大消費大都仰賴通過漕運維繫的江南經濟的支持，由於汴河漕運的通暢，以及汴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汴州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等方面，日益顯露出其重要性。正如韓愈所說：“今天下之鎮，陳留（指汴州）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自天寶以來，當藩垣之任，皆天子元臣。”為了適應唐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軍事上的需要，唐德宗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時任汴州刺史的李勉開始擴築汴州城，歷史上稱“築羅城”。

唐永平軍節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字玄卿，其曾祖李元懿為唐高祖李淵第十三子。李勉以近屬陪位入仕，歷任開封府尉、監察御史、河南少尹、京兆尹兼河南尹、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等職。晚年入朝為相，任吏部尚書，平章事。李勉生性耿直，在汴州城為官時，做人更是清正廉潔，奉公守法，深得百姓的愛戴。

李勉善鼓琴，知音律.雖是皇室宗親，但少年時家境貧寒,客游外地時，曾與一書生同行，書生生病將死時，取出所帶金銀交給李勉，說：“左右無人知，幸君為我葬，余則君自取。”李勉為使他安心而逝，答應了他的要求。然而安葬時，李勉卻將多餘的金銀放入書生的棺材里。後來，書生的家人拜訪時，李勉和他們一塊打開墳墓，把金銀全部交給了他們。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誠信典故“李勉葬銀”。

封建官場貪污受賄成風，為整飭吏治，李勉嚴刑峻法。他當開封府尉時，決心根除腐敗，上任后立即張貼告示：“凡受賄者，須在３天內自首，逾期抬棺來見。”告示貼出后，有一個自恃有點背景的污吏，一天受賄后故意放出風來，讓李勉知道。過了期限后，他又滿不在乎，而且還讓人抬着棺材去向新上任的李勉示威。李勉在弄清真相后，說：“故意受賄枉法，罪加一等。”對方不以為然，李勉毫不客氣命令手下說：“將他裝入棺材,扔到汴河裡去。”這時那個污吏才如夢方醒，此人待要求饒，但為時已晚，被扔進汴河裡了。此後，那些手腳不幹凈的官員心驚肉跳，再也不敢貪贓枉法了。

隨着唐代汴河漕運的日益繁忙，汴州城經濟、軍事地位的不斷提高，汴州城內的駐軍、居民的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而這時，由南北朝時期遺下來的汴州城，城區比較狹小，城牆又不太堅固，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大量物資集散、人口大量增加的需要了。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所說，系因為“會汴州城隘，廣之。”可見李勉重築汴州城的直接原因是汴州城“隘”，即太擁擠，“不容眾”，才不得不重新築城的。

另外，汴州城的擴築，在當時還有明顯的軍事意圖。李勉是唐朝皇室宗室，年輕時被任命為開封尉。當時，汴州是水陸交通中心，城裡居民龐雜，很不容易管理，而李勉卻治理的井井有條，社會秩序很好。代宗大曆十一年即公元776年，朝廷派李勉為汴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李勉尚未到任，汴州將領李靈就勾結田承嗣起兵阻止。田承嗣派侄兒田悅領兵駐守汴州。代宗令李勉和李忠臣等打敗了田悅，活捉了李靈。德宗繼位后，於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封李勉為汴宋節度使，又復加河南汴、宋、滑、豪等道都統，駐鎮汴州。此時，唐朝已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汴州的東邊有李正己，北邊有田承嗣，西南邊有梁崇義，各傭兵數萬，割據一方。他們為了跟朝廷對抗，又互相勾結，不斷修固城池，加強武備，侵擾李氏王朝控制的地方。而此時的汴州處在強大的藩鎮中間，很容易被他們吃掉，鑒於此種情況，汴宋節度使李勉審時度勢，決定加強武備和城防，上奏唐廷汴州城這裡的情況，很快得到了唐廷的許可。於是就把汴州城重新拓大並修築了堅固的城牆，使處於強大藩鎮中間的汴州成為了阻止強藩勢力西侵帝都長安的一道主要防線。不僅如此，唐朝政府還於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將宣武軍節度使治所從宋州途遷汴州，並駐守了重兵，使汴州城真正地起到了大唐王朝的“王室藩屏”的作用。

李勉擴建后的汴州城，是拋開原汴州節度使的衙署而又新築的一道城池，主要是將汴州城的南壁往南擴充，並將汴河圈入城中，擴建后城周長20里155步，共有七座城門：其中東面北起有曹、宋二門，南面有尉氏門，西面南起有鄭、梁二門，北面西起有酸棗、封丘二門，直到今天，開封現存的明清城牆的城門名稱仍叫宋門、曹門、大梁門等，即來源於唐代的汴州城，依然沿用至今。

汴州城築好之後，李勉還把原來駐宋州，也就是現在的商丘的節度使衙署移到了汴州城，設在城內北偏西的地方，就是今開封龍亭公園一帶，四周築有城牆，周長4里，時稱牙城。五代時期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就是利用這座牙城作為宮城，北宋時加以擴建改造也作為宋王朝的皇宮大內即宮城，金代也仍然在此基礎上擴建作為皇宮，以及明代的周藩王府、清代的萬壽宮，形成了宮摞宮的建築格局。

汴州的這次修城規模是相當大的，引起了周邊藩鎮的惶恐不安，對當時的藩鎮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的確對周邊藩鎮起到了強大的威懾作用，同時也大大加強了開封的地位。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董晉接任宣武軍節度使后，為防止盜賊沿汴河兩岸出入城牆，又增設了兩座水門，東西兩水門的修成，對汴河的通道更加的安全了，對汴州的城防也起到了鞏固作用。

李勉在擴築汴州城的同時，還在汴河與汴州的南北中心大道的交叉處，修建了一座橋樑，名汴州橋。汴州橋是開封古代歷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橋樑，五代時改稱汴橋，北宋時改稱天漢橋，也俗稱州橋。李勉所修築的汴州橋的建築結構，文獻中不見記載，但因為它是建在汴州城內，為了方便城內車、馬、行人的交通，推測應為磚石結構的平橋。由於在代宗年間劉宴管理漕運時曾實行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措施，至汴州橋建好之後，當時由東南一帶用大型的江船運至汴州城的大批貨物，都以此為界，在汴州城內汴河的東段將貨物卸裝至小型的平底汴船之上，再穿過汴州橋運往洛陽、長安等地。唐代詩人王建詩中有“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之句，描寫的就是當時汴州城內汴河沿岸的一派貿易繁忙的景象，詩中的津橋就是指的汴州橋。只是當年明月猶在，州橋卻沉入深深的泥土。

經過唐朝政府對汴河的治理以及李勉擴築汴州城之後，汴運日繁，汴河日益成為了與大唐王朝休戚與共的一條生命線。值此良機，汴州城得以迅速發展，“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溯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很快便成為當時全國聞名的水陸大都會，成為以後的七個朝代定都開封的一項最重要的原因。

開封在隋唐時期能在戰亂中加以發展，最後雄踞中州大地，是當時唐朝政治、軍事、經濟諸種因素組成的。唐後期，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以漕運為命脈，對於汴河咽喉之地的汴州，加倍重視，從李勉築城到駐軍，形成唐在中原的堡壘，保護運河，監視關東諸藩鎮。加上汴州原有的交通之便，他的崛起是歷史的必然，沒有唐代汴州城的發展，汴州要取代長安、洛陽的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唐末，長安、洛陽屢遭軍閥混戰之破壞，關中經濟凋敝不堪，洛陽非昔日舊觀，北部中國的這許多城市中，也因戰爭弄得民窮財盡，正是這種南北經濟發生變化的時期，使得汴州居於如此特別有利地位。

重築汴州城，以其規模宏大，堅固寬廣，奠定了今日開封城的基礎，成為今日開封城牆的前身，也是今日開封城的雛形。為五代的梁、晉、漢、周，到北宋，到金，到張邦昌的偽楚、劉豫的偽齊和劉福通的韓宋，先後都以開封為首都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