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法律規定要救助鰥寡孤獨
秦朝法律規定要救助鰥寡孤獨
我國養濟保民思想源遠流長。商代時期，盤庚提出“罔不惟民之承保”，“式敷民德”(《尚書·商書·盤庚》)。周代文王提倡“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用咸和萬民”(《尚書·商書·周書》)。周公將之發展為明德慎罰、以德治民。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等學派繼承了這一“保民”思想。《周禮》提出：“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禮記·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特別是人們熟知的“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成為歷代仁人志士追求的夢想，並成為統治者實施救濟政策的思想基礎。
秦朝政府對鰥寡孤獨的救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如“隱匿成童，及申報廢疾不確實，里典、伍老應贖耐，百姓不應免老，或已應免老而不加申報、敢弄虛作假的，罰二甲；里典、伍老不加告發，各罰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罰一盾，都加以流放”(《睡虎地秦墓竹簡》)。漢代政府對鰥寡孤獨的救濟主要是發放物品。如，東漢光武帝發布詔令：“往歲水旱蝗蟲為災，谷價騰躍，人用睏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扶，無令失職”(《後漢書·光武帝本紀》)。
北魏及唐代前期的救助政策融入到均田制內。政府向不負擔賦稅的沒有丁男的老人、未成年者、鰥寡者等構成的人戶給予適當的田地耕種，加之佛教的行善生生觀念流行，促使收容鰥寡孤獨及殘病者的專門機構出現。最早的是南朝齊武帝的文惠太子設立的“六疾館”，主要收養貧病之人(《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此後，梁武帝設置了孤獨園，北魏孝文帝設立了別坊。
唐武宗廢佛之後，唐政府直接承擔了養濟機構的經費，委任有名望的人進行監管，即：“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改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里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食”(《唐會要》卷四十九)。
北宋徽宗時設置的居養院，主要收養孤貧小兒乃至“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安濟坊主要為醫療機構(《宋史·食貨上六》)。漏澤園設立於神宗年間，“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到崇寧年間，“蔡京推廣為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宋史·食貨上六》)。後由于靖康之變，北宋的養濟機構大多毀於戰亂。
作為官方的救助制度，養濟院正式設立於南宋初年。紹興元年，紹興府通判要求設置養濟機構以收留北方南遷宋人中疾病貧弱者，並專派醫官治療病人，同時派遣“童行”二人負責管理飲食。這一要求得到了南宋政府的批准，規定凡是被收養者，要在當地官府登籍造冊，寫明姓名、籍貫，由官府出資供給口糧(《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十八》)。這樣，新建立的養濟院糅合了安濟坊與居養院的功能。這一時期是養濟院的興起階段，主要是收養流民乞丐，有固定的收養時間，帶有臨時性救濟的特點。
元代繼承前代的養濟院制度，在制度建設上比南宋更為完備。養濟院在元代初稱為孤老院，它的職能以收養孤老為主，與南宋臨時性收養乞丐貧病有着很大差別(《元史·劉秉忠傳》)。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詔：“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明太祖實錄》卷34)。洪武五年又下詔，“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為養濟院。其收養對象為：“民之孤獨殘病不能生者，許入院。”明代的養濟院制度得以確立。為保障養濟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將其載入《大明律》，規定：“凡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貧窮無親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在朱元璋的倡導下，許多府縣在洪武年間都設置了養濟院。明成祖時，養濟院的建置得到改觀，養濟院在“天下府州縣俱有”(《明太祖實錄》卷127)。弘治年間，養濟院由內地州縣向邊陲各衛所擴展。
清朝順治五年下詔：“各處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及殘疾無告之人，有司留心舉行，月糧依時給發，無致失所”(《清世祖實錄》卷41)。由於清初的財政緊張，養濟院的重建收效並不大。到全國局勢穩定之後，養濟院的重建工作才得以大規模展開。清代養濟院開始之初，奉行明代的原籍收養政策。至乾隆二年，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因“四川居民流寓最多，與他省不同，且地處萬山，險阻難行，若將遠方流丐照各省之例一概送回原籍，其老病煢民，舉步維艱，既多跋涉之苦，亦非矜全之道”，故“將川省外來流丐，飭令地方官稽查，果系疲窿殘疾無告窮民，准其一律收入養濟院”(《清會典事例》卷269)。外來孤老流丐收入所在地養濟院，打破了明清以來的原籍收養政策，使得養濟院收養範圍大大擴展。
嘉慶、道光時期，社會矛盾日益加深，養濟院面臨著各方面的破壞，尤其是政府財政惡化，加上戰亂不止，養濟院逐漸衰落，其他的養濟機構也無法承受大規模的社會救助。在清代後期，一些以鄉紳、商人為主體的民間救助活動日益活躍，在對弱勢群體的救助中開始發揮積極作用。(孔子研究院李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