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區的佛教文化

山西地區的佛教文化

中國古代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國宗教文化園地里；山西地區格外光輝奪目。佛教是西漢末、東漢初逐步由印度傳入中國的，道教是東漢末年在中國本土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民族宗教。無論佛教還是道教，都不是起源於山西地區的宗教，但是，在中國封建時代，山西地區的佛教和道教文化異常繁榮興盛，是中國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之一。這種現象，在一定意義上也和山西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

一、山西地區的佛教文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傑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歲時就送他到佛寺當了沙彌（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難。法顯從小對佛很虔誠，20歲時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堅定，行為更加嚴謹，眾僧稱譽他“志行明敏，儀軌整肅”（《高僧傳·法顯傳》）。

法顯生於南北分裂、社會動蕩的東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在北方廣泛流行。當時，北方地區先後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漢族信奉儒家教義，認為“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他們則主張“佛是戎神，所應兼奉”（見《晉書·佛圖澄傳》），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後趙國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見《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於是“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見《晉書·佛圖澄傳》），出現大量不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當時雖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流傳，但很不系統，且多是口授相傳，輾轉流行，不免訛誤增損，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鬆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亂。

這種狀況，對於正直篤信的法顯來說，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衛佛教的純潔性，以利於佛教的發展，他決心西行印度，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持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佛教團體和個人的行為準則。於是，東晉隆安三年（399），法顯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佛國記》，又名《法顯傳》），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是65歲高齡，他們一行數人，西經戈壁，越蔥嶺，周遊天竺，后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陸，最後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15年，歷經30多個國家，包括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80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佛國記》）。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后，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不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遊撰著。唐代高僧義凈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轉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顯》，第19頁）就是說，法顯是我國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且，法顯的《佛國記》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遠，在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慧遠也是東晉時高僧，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遠傳》）。說明慧遠少年時代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東晉永和十年（354），慧遠21歲，深慕江東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東”，拜師從學，因北方戰亂，道路不通，未能如願。這時，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恆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又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說法后，十分敬佩，驚嘆說：“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與其弟削髮出家於道安門下。“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深為道安賞識，24歲便開講佛經（見《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晉太元六年（381），48歲的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峰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83歲逝世（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

一是著書立說，闡釋佛理，宣揚佛法。他一生“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高僧傳·慧遠傳》），絕大多數作於廬山。通過著書立說，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說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於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係或者說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為此，他寫下了《答桓大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底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了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於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

慧遠在廬山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及居士群，從而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個中心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是主要的譯經中心；慧遠在廬山除譯經傳法之外，則努力使佛教中國化。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群，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繫的紐帶，既能溝通上層統治階級，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噁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的勢力。

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於廬山30餘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並沒有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員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土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於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大多數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間，並贏得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通過廣泛接觸上層人物，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並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念佛投生西方凈土，從而對中國佛教凈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後的一些凈土宗僧人尊奉慧遠為中國凈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後，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曇鸞，他對中國凈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進作用，可以說是凈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北方大宏凈土念佛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故常推為凈土教之初祖”（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曇鸞是北魏雁門（今山西代縣）人，他“家近五台山，聞其神跡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幼年時代懷着對佛教的神奇嚮往而出家為僧的。出家之後，“廣讀經籍，尤研四論與佛性”（《續高僧傳·曇鸞傳》）。一方面廣讀博覽佛教經書和儒道典籍，同時更深入鑽研鳩摩羅什所譯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四種基本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大智度論》和有關佛性的學說。

曇鸞於南朝梁大通元年（527）來到建康（今南京市），曾與梁武帝談論佛性，很受梁武帝讚許。后又拜見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