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的山西

唐末五代的山西

山西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有三個時期最為重要，對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以至於全國的政治、軍事局勢，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是春秋中晚期的晉楚爭霸時期，一個是十六國北朝時期，再一個是唐末五代。

從九零七年朱全忠稱帝建立梁朝到九六零年後周滅亡的五十四年中，中原地區先後建立了五個小朝廷，伴隨着走馬燈式的改朝換代的是軍閥間的不斷混戰和各地割據勢力的倏起倏滅。五個小朝廷除後唐建都於洛陽外，都建都於開封，其中有三個小朝廷是以太原為根據地的沙陀人南下建立的，即李存勖建立的後唐，石敬瑭建立的後晉，劉知遠建立的後漢。在唐末和梁朝時，山西境內存在着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為首的割據政權晉國。在五代末的後周時，山西境內存在着劉崇建立的割據政權北漢。所以，中國北方五代的歷史，實際可以當作建都於開封（或洛陽）的中央政權同以太原為根據地的割據勢力激烈鬥爭的歷史來看。這種一次又一次的激烈鬥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以太原割據勢力的勝利而告終的。只有到了五代的後期，太原割據勢力才衰弱下去，這時，離宋朝統一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分別以開封和太原為中心的兩大勢力是在鎮壓黃巢起義的戰爭中逐漸形成和壯大起來的。黃巢佔領長安之後，唐廷動員了它的全部軍事力量對付起義軍。唐軍雖然包圍了長安並使起義軍屢遭挫折，但由於起義軍的英勇戰鬥，唐軍仍然無法改變相持的局面。唐廷不得不下詔赦免沙陀酋長李國昌，李克用父子殺害雲中防禦使段文楚的罪行，令其率軍從山西北部南下助戰。李克用的沙陀騎兵“皆衣黑，故謂之鴉軍”（《資治通鑒》卷二五五），是當時最強悍的軍隊。起義軍缺乏對付沙陀騎兵的有效辦法，幾次戰鬥，都吃了大虧。八八三年五月，李克用首先率部攻入長安，為唐廷立了大功，被任命為河東節度使（治太原），李國昌做了代北節度使（治代州），後來，李克用又南取昭義（治潞州），北取大同（治雲州），佔領了山西境內的大部分地區，形成了以太原為中心的割據勢力，這就是唐末和五代初的晉國。

當長安被圍，起義軍處境艱難緊迫的時候，負責長安東面防務的起義軍大將朱溫叛變，把同州獻給唐軍，他因此被唐廷賜名為朱全忠。從此，這個可恥的叛徒成為起義軍兇惡的敵人。八八三年，朱全忠被任命為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即開封），開始以開封為根據地，依靠一批起義軍的叛徒如李唐賓、王虔裕、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等為骨幹力量，經營自己的割據勢力。在長期的混戰中，朱全忠從弱小變得強大起來，逐漸消滅、吞併或壓服了河南、河北、山東的舊藩鎮以及以唐代禁軍殘餘勢力為基礎的陝西新藩鎮，初步統一了黃河流域，滅掉唐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個小朝廷——梁。

在唐末和梁朝，能夠和開封勢力抗衡的，主要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太原勢力。八八四年，李克用應朱全忠等招請率軍到河南鎮壓黃巢起義，李克用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用突然襲擊的辦法企圖殺死李克用，沒有成功。從此，這兩大勢力之間進行了長達四十年的戰爭。戰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八八四年到九零八年，朱全忠處於優勢，戰場主要在山西境內。九零一年、九零二年汴軍兩次兵臨晉陽城下，李克用被壓制在河東一隅，不敢與汴軍爭鋒，朱全忠的勝利達到頂點。九零八年，新即晉王王位的李存勖，大破梁軍圍困潞州的夾寨，解潞州之圍，初步扭轉了晉軍的劣勢，李存就勖勝利，使朱全忠“既懼而嘆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舊五代史》卷二七）戰爭進入第二階段，戰場轉移至河北，梁晉兩軍為爭奪河北三鎮展開了拉鋸式的戰鬥，河北逐漸落入李存勖手中。九一七年，李存勖以魏州為據點向山東、河南進攻，戰爭轉入第三階段，梁晉兩軍夾河而戰，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九二三年，李存勖率輕騎兵奇襲開封，滅掉梁朝，兩大勢力的鬥爭以太原勢力的勝利暫時告終。

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太原勢力能夠取得勝利，和它的根據地山西的特點是分不開的。

山西的一個特點是佔有從軍事上着非常有利的地理形勢。山西地處黃土高原的東部，境內山嶺峪谷，縱橫交錯。中部從西北向東南分佈着一系列連珠式的盆地，它們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由於山西地勢北高南低，這些盆地略呈階梯狀。發源於管涔山的汾河象一條黃色的綵帶，境蜒曲折地流經太原、臨汾兩大盆地注入黃河。山西的北面出長城與陰山大漠相連，南面以黃河、中條山與河南為界，西面隔洶湧奔騰在一千多里長的晉陝大峽谷中穿行的黃河與陝西相望，東面越過重巒迭嶂、連綿不斷的太行山是河北、河南。由於太行山東部地殼曾經斷裂下沉，山脈兩邊形成截然不同的地理景觀。山脈西面是起伏不平的山西高原，東面則是開闊平坦的華北大平原，因此，從華北平原看山西，就會有“危乎高哉”的感覺，而山西對河南、河北以及陝西的關中地區就處於居高臨下的地勢。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山西“表裡山河，稱為完固”，“因勢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可見其地理形勢的重要軍事意義。

在山西境內，戰略地位重要的地方主要有太原府、河中府、潞、澤、沁、遼及雲州。

太原府（并州）府治所在地晉陽城，位於南北狹長的太原盆地北部，四面環山，有險可控，歷來是我國北方的軍事重鎮。隋代，天下設四大總管並、揚、益、荊，并州居其首。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時，轄區廣大，“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隋書》卷四五）。唐代晉陽城地跨汾河兩岸，由三個城組成，河西為都城，都城周四十二里，東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永樂大典》卷五二四零《太原志》引《晉陽記》）。汾河東岸，有東城，貞觀十一年李績建。東城與都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都城西北的晉陽官，既是行宮，也是北方重要的軍事物資倉庫，廣儲軍糧、兵器和甲胄。李淵在太原起兵時，晉陽宮監裴寂發宮監庫物佐軍，“進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彩五萬段，鎧四十萬”（《新唐書》卷八八）。所以，晉陽城可以說是城堅糧廣，形勢險要。唐中期，李光弼以晉陽城為依託，在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中建立功勛。唐末，朱全忠圍攻晉陽城，李克用境況窘迫，欲棄城退走雲州，他的夫人劉氏勸他不要輕去其城，說：“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舊五代史》卷四九）。李克用才下定決心守城，憑藉著晉陽城，終於擊退了朱全忠的進攻。

從晉陽城向南，穿過靈霍峽谷和臨汾盆地，是河中府（蒲州）。河中府在唐代曾為中都，這裡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既有鹽池之利，又盛產糧食，經濟繁榮，十分富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三河即河東、河南、河內三郡，河東郡就是唐代河中府一帶，可見河中府在漢代已經人口稠密，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隋初，文帝巡幸蒲州，讚歎說：“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隋書》卷一）。河中府交通便利，它既處於西京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可以控扼通往長安的漕運路線，又處於太原與長安之間，是關中和太原交通必經之地。河中府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戰略價值自然很高。當朱全忠在河南站穩腳跟之後，為進一步控制關中，奪取唐朝政權，首先出兵取晉絳，以鉗制李克用南下馳援關中，他對諸將說：“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資治通鑒》卷二六六）。然後取河中，並以河中為基地，打敗關中藩鎮李茂貞、韓建、李繼徽等，脅迫昭宗東遷，得以滅掉唐朝。胡三省在評論朱全忠取得河中的戰略意義時說：“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資治通鑒》卷二六六）。

潞、澤、沁、遼四州，即上黨地區，位於山西東南部。從太原經潞州東出壺關，是相州、魏州，從太原經澤州東出天井關是懷州、孟州，從相、魏、懷、孟南下，渡過黃河就可直逼洛陽與開封。因此，無論從河南、河北攻山西，或由山西南下中原，上黨地區都是重要的孔道，為古來兵家必爭之地。梁晉兩軍在上黨地區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九零八年，梁軍圍潞州，李存勖說：“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資治通鑒》卷二六六）。因而傾全力大破梁軍夾寨。當晉軍乘勝進取澤州時，梁將牛存節說：“要害之地，不可致失”（《舊五代史》卷二二）。苦戰十多天，守住澤州，迫使晉軍退保高平。可見雙方都懂得這個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由於這一帶是太行山區，險峰陡立，絕壑深阻，地勢高峻，“為天下之脊”，在戰爭中，易守難攻。九一五年，梁軍名將劉（尋阝）趁李存勖大軍屯於魏州，晉陽空虛之機，率軍經遼州黃澤奔襲晉陽，這本是一條好計，但因遭遇陰雨，“山路險阻，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少進。顛墜岩坂，陷於泥淖而死者十二、三”（《舊五代史》卷二八），只好無功而還。

雲州（大同軍節度使治所）是山西高原北部的軍事重鎮，以雲州及長城為第一線，恆山山脈及雁門關（西陘關）、東陘關、飛狐口等關隘為第二線，以及兩線之間的大同盆地，共同構成了太原北面縱深很大的防禦屏障，它對於保衛華北平原及山西腹地，防禦和反擊北方少數民族入侵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當石敬塘把燕雲十六州拱手讓給契丹后，華北平原便無險可守，山西腹地便暴露在外了。契丹鐵騎只要突破雁門關，就可以長驅南下，直取晉陽。

不難看出，太原位於山西腹地，為河東之根本。它通過雲州可以控制陰山、幽燕，通過河中，可以控制關中、長安，越過太行山，可以俯瞰大河，凌通汴洛。山西的地理形勢居高臨下，山谷縱橫，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