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與董永
孝文化與董永
注重孝道是中華民族由來已久的道德傳統。這個道德傳統從孝的自然現象化為人的孝的念頭，再由念頭髮展為孝的觀念。孝的觀念經過思想家、理論家的歸納、升華，創立了孝道。封建統治者倡導、推行孝道，從而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出現了上至統治者本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孝行。隨着對孝行的表彰、傳播、教化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孝文化。封建孝文化變革到今天，成了現代孝文化，成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孝文化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過了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 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甲骨卜辭中就已出現了“孝”字，這說明至少在殷商時代，中國人已有孝的觀念。這種觀念首先來源於血緣親情，這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對於父母的生育培養，作為子女後代，從樹木的落葉歸根、報答作肥到動物的羊羔跪乳、烏鴉返哺等自然現象中得到領悟，都可以很自然地要生出一種還報之心、孝敬之情。孝親還報養育之恩，當屬人類的本質屬性，即古今人類普遍共存的一種社會現象。 正是基於人們對父母的孝敬、恭順感情，被儒家學派及統治者發現“孝親”在家庭關係穩固、社會秩序安定中的決定性意義，進而形成了孝道思想，並將孝道演變為一個充滿政治內容的道德範疇，封建統治者的思想可以毫不費力地順着孝道的脈絡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孔子、孟子二位聖人集這種思想之大成，在其著作中系統地作了闡述，完成了對孝道的創立。 漢武帝時期，為了鞏固劉家天下，更好地統治全國人民，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開以後兩千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儒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孝道倫理思想是宗法思想的核心。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倫理道德教育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它利用人們孝敬父母的自然感情，演化樹立了一整套倫理道德信仰，為封建統治者的德治天下或孝治天下鋪平了道路。《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經》把孝親與忠君聯繫起來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所謂孝，就是從狹義的“孝父母”到廣義的“忠天子”。在家為孝子，在世為良民，在朝為忠臣。盡孝是盡忠的前提，盡職是盡孝的發展，盡忠則是盡孝的結果。忠孝兩全自然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如果一個人在家基於血緣感情，接受了“順從父母”的家庭等級教育，並認為這種絕對服從“合情合理”，那麼他進入社會以後，就可能產生對官長、對君王的絕對服從的政治倫理要求，完成從一個自然人到一個社會人的順利過渡。在家孝父母，在世必然順從官長，為國必然忠於天子。正如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這就在家國同構的君主宗法政體中，將孝於父母長輩的家庭宗親倫理情感轉化成忠於國家朝廷的政治道德觀念，由家而國完成了情感轉移，把各種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消弭於無形。可見儒家的整個思想體系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偉藍圖都是以“孝”為本的。 漢代統治者積極倡導“以孝治天下”，漢初設“孝悌力行”一科，實行察舉孝廉制度，凡孝行昭著者，由各級舉薦，朝廷授予官職榮譽。正如《孝經緯》中所說；“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惠帝以後各朝皇帝都以孝為謚號。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孝昭帝等，“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孝”成了當時社會的強大風氣，在這種氛圍之中產生了許許多多著名的孝子，賣身葬父的董永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東漢光武帝使天下誦《孝經》，訂為制度，更將西漢末期出現的孝子董永表彰孝道典型，在全國大力宣揚，使董永在全國的影響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歷史上著名的二十四位孝子中，除了舜之外，名氣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兩個字，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人名，他已成為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國人的心中。可以說，為了廣泛推行和強化孝義，於是隨之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孝文化，孝文化中很需要有典型人物，因為各種因素產生了共同合力，能為統治者和平民百姓共同接受，所以這個典型便被圈定了董永。 西漢經學家，文學家劉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孝子圖》中記述董永；“董永者，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轆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供喪事。” 東漢光武帝劉秀於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一月十日在懷都(今武陟)表彰董永為天下孝子典型。 東漢桓帝劉志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造的山東嘉祥縣武氏墓群石刻，在武梁祠石室後壁第二層右起第三個畫面就刻有董永盡孝的故事。 三國時魏曹植在長詩《鼙鼓歌五首.靈芝篇》中歌詠董永的故事：“靈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嘩若神……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佣做致甘肥，債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這是對地近洛陽的懷縣發生的董永故事的藝術寫照，也是目前發現最早記述董永故事的文藝作品，可見當時董永已是京都洛陽廣為傳誦的著名人物了。 東晉干寶的中國古代第一部志怪小說集《搜神記》中也記有董永的故事，開頭也如劉向《孝子圖》所載，而後又添加了董永葬父后，路遇仙女求為妻，同至債主家打工頂債的故事。 唐代《法苑珠林》卷六二，也有對董永的記述。還以佛教“變文”形式載入《敦煌變文集》。宋元年間又演義成小說《董永遇仙傳》，收入《清平山堂話本》，被元朝郭居敬記入著名的《二十四孝圖》。 清朝建立后，推行孝道，官方出版了各種版本的《二十四孝》，其中對董永大加宣揚。 自此以後直至近代，更有二三十種小說、戲劇都反映了董永孝行感天以及與仙女相配的故事，如懷梆《七姐下凡》、《織皇綾》、《槐蔭送子》，晉劇《槐蔭記》，楚劇《百日緣》，黃梅戲〈天仙配〉等。 以上有關董永的文藝作品都是孝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弘揚和倡導孝道起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 董永是一個以孝行著稱天下，雖舉過孝廉得到過全國性的榮譽，卻沒有作過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於統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為孝道的典型來加以拔高、塑造與神化，最終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間百姓把董永當成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的典型代表，家貧母喪，轆車載父，肆力田畝，及至父死卻無錢下葬，唯有典賣自身才能安葬老父。這樣的故事是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千百萬勞苦大眾的強烈的思想共鳴，具有極其強大的生命力，能夠在廣大勞苦大眾中間代代相傳。 出於官方和百姓的各自需要與共同合力，董永已不再是原來真的董永其人，他成了無數個孝子的集大成者，已成了詮釋“孝”字的不朽的藝術形象。董永的名字在全國各地人人皆知，已成了人們心目中“孝”的代名詞。 在今天的武陟大地，兩千多年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地名都與董永和七仙女有關。如：漢孝子董永故里——小董村，傳說七仙女人物原名張七姐，下凡降生的地方——下凡村、落仙台，董永和七仙女相會成親的地方——大凡村、大槐蔭、槐蔭寺，董永和七仙女給傅員外打工頂債的地方——傅村（又名傅家灣），七仙女人物原型張七姐的乾爹乾娘賠送嫁布的地方——駕部（嫁布）村，董永有緣與劉秀結識的地方——陶（逃）村，護國寺等。以上這些地名都是真歷史，象活化石一樣記載了董永和張七姐的真實人生軌跡，使人感到真實可信，真到今天仍能還原成現實的人生故事。 董永和張七姐還給武陟人民留下了許多民俗，如武陟縣城十月二十大會，農曆十一月初十日（董永皇封日）的孝子節，農曆九月九日（董永忌日）的敬老節，農曆七月七日晚上的婦女聚集一起過的“七巧節”，二月初三日的董永生日記念大會，出嫁女兒帶槐枝上轎，近親賠送出嫁女嫁布，出嫁女兒懷孕后回娘家小住，還有董永和張七姐流傳下來的風味食品油茶、涼粉、懷葯宴和芝麻糖等等，都是董永和七仙女在武陟大地上留下的一串串傳奇腳印。 武陟大地給董永和七仙女的傳說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原生地的自然環境，保留着傳說故事中的所有構成要素，具有全面、完整、互為關聯的故事情節發展鏈條，更具有令人信服的歷史、地理、人文環境背景，這一切都表明董永和張七姐是武陟縣土生土長的真實歷史人物，發生在武陟縣的董永和張七姐的傳說是原生態的真實人生故事。 兩千年來，受董永孝文化的影響，武陟小董民風淳厚，孝賢人物代代湧現。官府也加以提倡，選拔孝子、孝婦加以表彰。如被選為孝婦，還要吹吹打打往娘家送旗送匾，甚是光彩。武陟縣誌上，記載的小董孝子、孝女、孝婦很多。現代社會雖然“反封建”，但仍然提倡孝親敬老，形式上與傳統的孝文化說法不同，但實質上並未脫離傳統文化。每年在九月九日舉辦敬老節，在大街上展示老人的被褥、棉衣，唱戲祝福六十歲以上老人健康長壽，並評選好媳婦。所以，小董人在董永美德的輝映下，賢孝輩出，社會和諧、敬老孝親蔚然成風。 董永和孝文化是歷史留給武陟人民的得天獨厚的文化遺產，是國家級文化瑰寶，我們千萬不要身在寶山不見寶，一定要緊急行動起來，珍惜它，保護它，開發它，發展它，花大氣力，搞大舉措，儘快把它打造成為武陟人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閃亮名片與特別通行證。 我們今天研究孝文化，宣傳孝文化中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