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忠孝文化源遠流長

焦作忠孝文化源遠流長

焦作古稱覃懷、山陽，是黃河文化的中心地帶，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文化底蘊極其深厚。其中的忠孝文化世代相傳，源遠流長，忠孝人物不斷湧現，數不勝數。從2000多年前的漢孝子董永到今天大孝至愛的道德模範謝延信，他們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產生如此感動全國、影響深遠的傳奇人物，不是什麼偶然現象，而是焦作這塊忠孝文化的肥田沃土和強烈氛圍必然出產的豐碩成果。 在古覃懷的商城遺址出土文物中早就發現，遠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卜辭中就出現了“孝”字。這說明在殷商時代，焦作人就已有了孝的觀念。這種觀念首先來源於血緣親情，這是人類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對於父母的生育培養，作為子女，孝親還報養育之恩，當屬人類的本質屬性，即古今人類普遍共存的一種社會現象。 正是基於人們對父母的孝敬恭順感情，被古覃懷的統治者和文人發現“孝親”在家庭團結穩固，社會秩序安定中的決定性意義，進而發展成了孝道思想，並將孝道演變成為一個充滿政治內容的道德範疇，封建統治者的思想可以毫不費力地順着孝道的脈絡灌輸到人們中的頭腦中，春秋時期，古覃懷的思想家、理論家、教育家卜子夏（今焦作市溫縣卜楊門村人）集這種思想之大成，發表學說，教化民眾，完成了對孝道的創立，並在古覃懷廣為傳播，為焦作的忠孝文化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注重孝道是焦作人民由來已久的道德傳統，這個道德傳統從孝的自然現象轉化為人的孝的念頭，再由孝的念頭髮展為孝的觀念，孝的觀念經過思想家、理論家的歸納、升華、創立了孝道。封建統治者利用孝道，把孝父母擴展為忠天子、愛國家，推行以孝治天下，因此出現了上至統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廣泛孝行，隨着對孝行的表彰、傳播與教化，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忠孝文化。封建忠孝文化發展、變革到今天，就成了現代忠孝文化，不管形式與說法如何變化，內涵仍然還是孝父母、愛國家。焦作的忠孝文化就這樣走過了30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今天依然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西漢統治者積極倡導“以孝治天下”，設有“孝悌力行”一科，實行察舉孝廉制度。凡孝行昭著者，由各級舉薦，朝廷授予官職榮譽。正如《孝經緯》中所說：“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成了當時社會上的強大風氣，人人以忠孝為榮。在這種強烈氛圍中，在焦作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孝子，賣身葬父的董永（今焦作市武陟縣小董村人）便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 劉秀南陽起兵反王莽，屢戰屢敗，逃到懷縣（今焦作）這個忠孝之鄉后，得到了懷川忠義百姓的廣泛支持，站穩了腳跟，就在當地（今武陟縣大虹橋鄉土城村一帶）建立了戰時大本營，稱之為懷都。劉秀以此為轉折點，依靠懷川忠義百姓的全力支持，攻佔了洛陽，當上了皇帝。劉秀登基當了皇帝后，讓天下人誦《孝經》。《孝經》把孝親與忠君聯繫起來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所謂孝，就是從狹義的“孝父母”擴展到廣義的《忠天子》。在家為孝子，在世為良民，在國為忠臣。盡孝是盡忠的前提，盡職是盡孝的發展，盡忠是盡孝的結果，忠孝兩全自然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如果一個人在家基於血緣感情，接受了孝順父母的家庭教育，那麼進入社會，就會產生對官長、對君主的絕對服從的政治倫理要求，完成一個自然人到一個社會人的順利過渡。在家孝父母，在世就自然服從官長，為官就必然忠於君主。將孝於父母長輩的家庭宗親倫理情感轉化成忠於國家朝廷的政治道德觀念，由家到國完成了情感轉移，把各種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消弭於無形，這就是忠孝文化的精髓所在。 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農曆十一月初十日，光武帝劉秀在懷都（今焦作市武陟縣大虹橋鄉土城村）的懷宮中下旨封董永為天下孝子之典範，頒令全國民眾仿效，以孝來治理天下。在歷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中，除了舜之外，名氣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兩個字，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人名，他已成了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國人的心中。可以說，為了廣泛推行和強化孝道，於是自然而然產生了忠孝文化，忠孝文化中需要有典型人物。在平民百姓看來，董永是窮苦農民的代表。在統治者看來，董永是忠誠的典型，各種因素結合產生了共同合力，能為統治者和百姓們共同接受，所以這個典型人物便圈定了董永。 董永是一個以孝行著稱天下，雖舉過孝廉，得到過全國性的榮譽，卻沒有做過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於統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為忠孝文化的典型人物來加以拔高、塑造與神化，最終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間百姓把董永當成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的代表，集中反映了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勞苦大眾的強烈思想共鳴，具有不可扼殺的強大生命力，因此能夠在廣大勞動人民中間永不磨滅、代代相傳。 2000多年來，在董永的影響下，焦作民風淳樸，世代相傳，賢孝人物代代湧現，不計其數。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事父至孝、賣身葬父的董永，刻木成像、視死如生的丁蘭，十四打虎、捨身救父的楊香，埋兒奉母、挖得黃金的郭巨，皆祖籍今焦作地區，四個人佔了全國孝子典型的六分之一。 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不拘禮法，超凡脫俗，但其中的山濤（205年——283年，今焦作市武陟縣人）、向秀（227年——272年，今焦作市武陟縣人）二人卻是出了名的孝子。山濤四十歲舉孝廉，官至三公，事母至孝。“會遭母喪，濤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向秀年少時即以孝行聞名鄉里，在朝中任職散騎侍郎后仍替父鍛鐵灌園，傳為美談。 現在焦作轄區的範圍內，歷史名人中做官最大的要數司馬懿（179年——251年，今焦作市溫縣招賢鄉安樂寨人）。評說三國英雄，強中更有強中手，司馬懿奪魏權，累亮亡，導致三國後來皆歸於司馬氏，司馬懿是真正的勝利者。他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生前官做到最高，死後又被孫子晉武帝司馬炎追尊為宣皇帝。他應該被我們所有焦作人引以自豪。我們這位1700多年前的焦作老鄉，在歷史上也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司馬懿年少時研習儒學經典，以名節自任，舉止循禮，事父至孝，父不叫坐則不坐，不問事則不答話。官位顯赫后情重鄉里，尊老愛賢，對長輩們堅持行跪拜之禮。司馬懿的次子司馬昭也是一位孝子。他生前長期執掌魏國朝政，死後被長子司馬炎尊為晉文帝。他對父母至孝，以孝治天下，以維護孝道為己任，對於不孝之人，一經告發，不管名望多大、地位多高，一律處死。晉武帝司馬炎事父至孝。父去世，其“深衣素服，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 百代文宗韓愈（768年——824年，今焦作市孟州人），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他父母早喪，后靠孤嫂鄭氏養育。韓愈做官后尊嫂為娘，孝敬無比。 唐代大詩人李商隱（812年——858年，今焦作市沁陽人），三歲喪父，“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依之親”。貧寒出孝子。他事母至孝，十歲上便“傭書販舂”，幫母親挑起家庭重擔。他三十歲時，母親與岳父相繼去世，哀而服喪，孝名遠揚。 明代大學者何塘（1474年——1543年，今焦作市武陟縣人），為政清廉、剛正不阿，官至南京右都御史。他居官后不光對父母甚孝，而且對世上貧窮老年人敬之如親。何塘年六十時，不顧足疾難行，堅持為老母送葬入塋，哭母甚哀，感人落淚。 明代布衣王子朱載堉（1536年——1611年，今焦作市沁陽人）是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和文化藝術家。他侍父奇孝。公元1550年其父鄭恭王朱厚烷因遭人誣陷，被貶為庶人，禁於高牆之內。朱載堉不顧自己正值選婚之年，築土室於高牆外，獨處一片薄席上，陪父以盡孝，直至1566年，時間長達十六年。后冒死奏疏，為父鳴冤，終為父親昭雪。繼而他又趕上繼母王氏去世，為行孝一直推遲婚姻，直到35歲才與何塘孫女成婚。朱載堉的孝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天下奇孝。 李棠階（1798年——1865年，今焦作市溫縣趙堡鎮南堡封村人），曾任清朝咸豐、同治、光緒三代帝師，官至軍機大臣，忠於職守、兩袖清風。他事母至孝，唯母命是從。家鄉災荒之年，他竭盡俸祿與家資，儘力救濟百姓貧民。 焦作古代的孝賢人物上至皇帝貴胄、權貴重臣，下至仕農工商、平民百姓，如天上星，如地上草，不勝枚舉，層出不窮。各種史志記載與民間傳說，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以上所提到的，只不過是其中的幾個著名代表。由點到面，從名人代表看焦作社會，焦作的忠孝文化源遠流長，民眾忠孝，民風古樸，發展到了今天，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更加燦爛輝煌。焦作的董永傳說已成為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屆市委、市政府繼承歷史傳統，弘揚特色文化，狠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強化“八榮八恥”道德觀教育，宣傳敬老典型，讚揚道德模範，表彰感動焦作的先進人物，把焦作歷史悠久的忠孝文化又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縱觀焦作忠孝文化發展史，大致有過九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春秋時期，卜子夏著書立說，設帳教徒，在覃懷（今焦作）奠定了忠孝文化的紮實基礎。第二次是在西漢時期，孝文化盛行，出現了董永等典型孝子。第三次是東漢初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懷都（今焦作）表彰孝子典範董永，大力推行忠孝文化。第四次是魏晉時期，司馬氏家族司馬懿、司馬昭、司馬炎三代人利用手中最高權力，以孝治天下，強力推行孝道。第五次是唐代，韓愈、李商隱利用詩文，不怕打擊，斥神鬼、反佛道、敬祖宗，宣傳忠孝文化。第六次是元初許衡在懷孟（今焦作）設館授徒，把自己的大部分人生與經歷致力於忠孝文化教育，桃李遍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