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殘本為何曾下落不明？

永樂大典殘本為何曾下落不明？

沈尹默題箋

葉恭綽（1881－1968）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總長之前，曾赴歐洲考察實業。即將歸國赴任的1920年某日，在倫敦一間小古董鋪里閑逛的他，意外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的零本。他隨手翻閱，這可不是一冊普通的古籍，姑且不說《永樂大典》本身的價值與難得，這冊零本竟還是專門的“戲字本”，其中輯錄的戲文均是聞所未聞的古本。博聞廣見，本身也是收藏家的葉氏，憑藉多年的閱歷，感到事關重大。他迅即購買了這一冊古籍，不久就將它帶回了北平。

■葉氏發現，北平圖書館里留存的這一卷《永樂大典》是專門派人抄錄的副本

回到北平之後，葉氏到北平圖書館對這本標明為《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古籍進行了查證。結果驚奇地發現，北平圖書館里也沒有收藏這一卷《永樂大典》，圖書館曾專門派人抄錄了一份副本留存。他為之感慨道：“此僅存之本，誠考吾國戲劇者之瑰寶也。”

十年後，1930年春，繼魯迅之後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的馬隅卿（1893－1935），聽聞了關於這本古籍的神奇傳聞，立刻趕往北平圖書館一窺究竟。馬氏此行，並非普通藏書家搜奇探寶式的一飽眼福而已，他是代表“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來尋訪可資校印流通、學術研究的珍罕古籍。就在一年前，1929年，他與友人發起“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剛影印了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清平山堂話本》。經過一番考察，馬氏認為此書的發現意義重大，迅即表示，將以北平圖書館的抄本為底本，校印出一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來。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再造本，成為中國衍生出來的第一部可資學者們方便利用的優良底本

1931年5月，由沈尹默封面題箋，錢玄同扉頁題箋；鈐有“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版權章的，一冊大十六開精白紙線裝鉛印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翩然面世。

這本書的印製之精良，是遠遠超過此前的《清平山堂話本》影印本的。即使是用於刊印的鉛字字模，也選用了由印書、藏書名家董康主持的百宋印書局專用字模。這套字模是以董康收藏的宋版《龍龕手鏡》中的字體摹刻翻制，其製作之精可想而知。這套字模分“北宋聚珍版”與“南宋聚珍版”兩種，而《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印製，恰如其分地選用了“南宋聚珍版”字模，無論是字體本身的清秀疏朗、精緻悅目，還是字體風格正好符合書中所輯南宋戲文的風範，這樣的印製水準多少還是有點再造“善本”的意味了。此外，無論從紙張、開本以及名士題箋的鄭重其事來看，這都是繼葉氏在英國發現原本之後，在中國衍生出來的第一部可資學者們方便利用的優良底本。

■後人猜測，未能影印原本是為控制成本、便於校正，對普通學者更具使用價值

據說，葉恭綽從英國帶回《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之後，因其珍貴難得，不久便將其存入天津某銀行保險柜中秘藏。

有一種猜測認為，之所以未能影印原本，是馬隅卿等人可能根本未能聯絡到葉氏本人，或者直接被葉氏拒之門外。但這種猜測也隨着《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印行不攻自破，因為在書後的跋文中，葉氏明確提到了他“亟願此書流通”，“影印姑待他日”。

那麼，馬氏等人未能影印原本，而代以鉛字排印的校印本，則只可能是一方面限於資金有限，且原本篇幅較大，全部用珂羅版影印實施困難；另一方面採用鉛字排印的方式，成本相對較低，也便於校正，對普通學者而言更具使用價值。在這種情勢下，儘可能使用好的紙張、採用大的開本、選用優美的字體，還是可以讓後世讀者頗感讚賞的。就這樣，一部曠世孤本結束了在海外的多年漂泊，在眾人的合力推動與精心籌劃之下，終於在其發現之後十年，以鉛字排印的方式，飛入普通學者與讀者的視野之中。

■對此書價值的再發現與重新定位，使得一批“南戲”學術新人在隨後的半個多世紀屢發新論、屢開新風

此書印製后不久，迅即引來眾多學者購藏與研究。傅惜華（1907－1970）就曾購進過一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他還不忘四處贈送師友。凡經他贈送的，均在正文頁首下角，鄭重鈐上“傅惜華持贈”的專用印章。其中一冊贈予詞學大家唐圭璋（1901－1990），唐氏讀後大加讚歎，在書間題跋曰：“昔瞿安師曾雲，劇曲之興，由來已久。而詞變為曲，其間遷嬗之跡，皆在有宋一代。今惜華持贈此冊，謂皆宋元間劇文，頗難得一見也。燈下展讀，始悟瞿安師之語。觀劇文三本，見宋詞筆法、元人精神，或又可為吳歌先聲，誠寶貴之資料，曲詞之奇葩矣。”

傅惜華與唐圭璋的重視與讚歎，從一個側面反映着《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即將開啟的學術時代之來臨。這樣一本“奇書”，如此精良的印製，如此受到學者們的青睞與重視，也必然亟須學者們對其價值的再發現與重新定位。誠如葉氏在此書跋文中所說，“至此書內容一可考傳奇樂府嬗變之跡，二可考其時習用語言。是在專家探索引申，無待贅述。”又如以“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名義所作的附識中所稱，“它的內容，在戲曲史上的地位，是不亞於董解元《西廂》和無名氏《劉知遠》的。現在已經有人作精密的研究，不久就可以見到論文。這裡不提了。”

葉氏提到的“嬗變之跡”與“習用語言”之探索，印行會所稱的“有人作精密的研究”等等，雖語焉不詳，但似乎已經提前預告，這本書的面世，將在學術界引發新的思潮與新的研究方向。的確，之後不久，一場“南戲大發現”的學術新潮就洶湧而來，一批因“南戲”而湧現出來的學術新人，在隨後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屢發新論、屢開新風。

■抗戰勝利，葉氏曾秘藏於天津某銀行保險柜中的孤本不知下落，時隔數十年孤本卻驚現台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台灣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發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論文，報告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內府重寫本）現藏於台灣“中央圖書館”。這冊葉恭綽曾秘藏於天津某銀行保險柜中的孤本，因抗戰爆發、時局混亂而不知下落。抗戰勝利后，這冊孤本再也沒有露面，因此學界普遍認為已經佚失。時隔數十年後，這冊孤本卻神奇般再次發現於台灣。這發現之後的再發現，於海峽兩岸的“南戲”研究者們而言，無疑是天降奇緣，其中的驚喜與振奮，無不讓人心潮澎湃、感動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