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杜甫生平事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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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於河南鞏縣。

由於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他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后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遊時期 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遊。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遊，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遊》）他在這兩次漫遊里，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築居於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婚。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遊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結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遊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後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隱伏着不安定的危機。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並未正視。他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遊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根據他自己的敘述,可能已有數百首，不過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其中雖有象《望岳》那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還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

長安時期 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天寶六載，玄宗詔徵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於以“口蜜腹劍”著稱的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讚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果。最後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這已經是杜甫在長安的末期，安祿山叛亂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變了他在開元時期勵精圖治的優良政風，一任宰相貪污驕橫，邊將窮兵黷武，自己則在宮中尋歡作樂。人民受到的租稅與征役的殘酷剝削日益加劇。杜甫“嘗困於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伴他們詩酒寓游，取得少許資助。同時,他結交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他的足跡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徵人出發必須經過的咸陽橋畔，仕途要求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詩中得到反映。天寶十一載以後，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開始給當時的詩歌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法。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幼子飢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標誌着唐朝盛世最後的總結。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一百餘首，其中優秀的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 從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后，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這時正在□州，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隻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賊中將近半年，看着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塗炭，聽着唐軍兩次反攻，先後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不久因為疏救房□，觸怒肅宗，竟遭到審訊。八月，他回到□州探視妻子，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後媲美的長詩《北征》，描繪了旅途上凄涼的慘景和家境的貧窮，表達了對於當前局勢的意見。

這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於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這時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內肅宗新貴與玄宗舊臣相鬥爭的影響，外調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後人簡稱為“三吏”、“三別”。

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輔大飢，朝廷內李輔國專權，玄宗舊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後毅然棄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滿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艱難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社會政治、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上，朝廷對內喪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力量，對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經濟上，由於連年戰亂，加上自然災害，農村一片蕭條，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反而有增無已，造成人口銳減，生產力降低。杜甫也親身經歷了十分錯綜複雜的變化：流亡、陷賊、在皇帝身邊任左拾遺、出貶華州、荒涼的洛陽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無論是人事關係或是自然環境，都有很大的懸殊。這樣的生活經歷比長安時期要豐富得多,也艱苦得多,因此產生的詩歌多種多樣，流傳下來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傑作。

漂泊西南時期 從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曆五年(770)。11年內,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迹》)，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後住過5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築了草堂，結束了四年流離轉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他離開了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現出一片田園美景，花鳥蟲魚都好象對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勞苦憂患的生活，暫時得到休息，他也懷着無限的愛寫出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但他並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嚴武來成都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給過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嚴武應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

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以為有希望回到洛陽，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出內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樂的高歌。但快樂只是曇花一現，國內混亂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杜甫對此表示無限的關切：“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早花》）他寫出許多首詩，陳述他的政治思想。

廣德二年(764)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嚴武舉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於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後嚴武允許了他的請求。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結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個階段。

杜甫於九月到達雲安，因病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滿兩年，創作十分豐富，成詩四百餘篇，占杜詩全部的七分之二強。詩中歌詠了夔州窮苦的勞動人民，描繪了這裡險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動亂和對於長安、洛陽的思念，懷友憶舊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等不斷纏繞他。

杜甫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便在大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寫出生動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歲晏行》。

大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後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於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他在大曆五年冬死於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有句“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杜甫死後，靈柩停厝在岳陽,43年後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在這11年內，寫詩1000餘首，佔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三強，大部分是近體詩──絕句和律詩，還有長篇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