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竟是楚莊王後代

莊子竟是楚莊王後代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

《莊子》

演講人：楊義

時間：2013年4月25日

地點：哈佛大學中國文化工作坊

莊子的國族身份

司馬遷無意中透露了破解莊子身世之謎的線索：楚國庄氏出自楚莊王

上次在哈佛講演“中國敘事學”，還與學者們交談了中國少數民族史詩。這次主要講演先秦諸子還原的問題。我每次出國，都帶上一本耐讀的書，在牛津、劍橋、哈佛，都帶過《莊子》，讀來讀去，大概是書讀得深了，讀到文字背後去了，於是發現生命的呼喚，發現“莊子是誰？”這是一個兩千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

《史記》莊子傳交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就是說司馬遷只講莊子是蒙地人，並沒有因為蒙地在宋國，就說他是“宋人”。《史記》對於先秦諸子都交代他們的國族，如“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軻，鄒人也”；“荀卿，趙人”；甚至連一筆提到的，“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唯獨莊子沒有提到他的國族，只說是“蒙人”，這是經過經典細讀和對讀後，發現明顯的不同之處。司馬遷沒有說莊子是“宋蒙人”，省去一個“宋”字，可以理解為司馬遷並沒有簡單地把莊子當成“宋人”對待。那麼莊子的國族歸屬是什麼？莊子傳結尾處講了一個故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司馬遷是一位歷史敘事的高手，他在莊子傳結尾的這段補敘，是大有深意的，不可輕易放過。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莊子還未得勢。那時是黃老的天下，黃帝和老子，而不是老子和莊子，老莊的天下是魏晉，所以司馬遷就把莊子傳放到《老子韓非列傳》的中間，作為一個附傳。莊子是誰？司馬遷沒有深入考究。《史記》中記載莊子是蒙地的一個漆園吏，蒙地在宋國，現在的商丘北，漆園吏是一個地方作坊的記賬先生——這不說得很清楚了嗎？但我就要問一問，第一，莊子的知識是從哪裡來的？當時是貴族教育，學在官府，典籍也為官府守藏，民間無有。莊子寫書在知識上是無所不窺，他認為“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那麼要同這樣的對手辯論，也需要“學富五車”，什麼學問都要知曉。比如作為中國最重要經典的“六經”，最早見於《莊子》《天運篇》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天下篇》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雖然我們可以考證出孔子見老聃之時，尚未治《易》和《春秋》，但莊子把“六經”放在一起說，說明他對這個經典系統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楚墓，與簡本《老子》甲、乙、丙三種同時出土的《六德》也說：“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此墓屬於戰國中期，可見在莊子時代楚人已知“六經”。不過，這是當時楚太子屬官的墓，在經籍存於官府的時代，莊子的知識來源就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莊子具備什麼資格去跟那些王侯將相對話？比如去見魏王，穿得破破爛爛，魏王問他：“何先生之憊邪？”他卻回答得非常傲慢無禮：“貧也，非憊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征也夫！”魏王居然沒有發怒，沒有令人擋駕，或將他趕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聽着他高談闊論。他有何種身份、資格，做到這一點？

第三，楚威王派了兩個大夫聘任莊子做官，不僅《史記》有記載，《莊子》書也有兩次記載，一在《秋水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住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一在《列禦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叔（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這二則記載，與《史記》所記“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可資相互參照，底子相似，措辭相異。史書注重年代，強調是“楚威王”聘請；《莊子》記載則在職位上留有分寸，不說“許以為相”，只說“願以境內累矣”。然而楚國那時是一流大國，區區一個宋國的漆園吏，不見有何政績，寫的文章也沒有安邦定國的效能，楚王為什麼要千里迢迢請你當大官呢？而莊子還偏偏不願意去，說自己不願當犧牲的牛，似乎這邀請還不能排除殺身之禍的潛在危險，寧願當在河溝里拖着尾巴打滾的烏龜。那兩個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說“還是當烏龜吧”，並無強迫他赴楚的意思，這裡又蘊含著何種政治文化密碼？

可能有人會說，莊子寓言都是編出來的，不足取信。但事關個人身世生涯，編撰寓言也要有底線，這是起碼的常識，沒有底線就是騙子。你說自己是幹部子弟，或者聯合國秘書長要請你任職，沒有這回事，信口雌黃，那隻算是低級的招搖撞騙；要是憑着一點兒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托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玩世滑稽，瑰麗縱橫，甚至自我標榜一番，這倒不失人之常情。身世寓言的底線，是人格的體現。因此有必要對莊子的身世寓言，進行生命痕迹的取證，透過幻象窺其底細。

那麼，莊子到底是誰？根據我的考證，莊子是楚莊王的後代。宋人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兩次講到，庄氏出於楚莊王，戰國時有莊周，“著書號《莊子》”。鄭樵遍讀唐以前的書，廣搜博引，寫成《通志》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間記誦之富，考證之勤，實未有過於樵者。”因此他說庄氏出於楚莊王，是有唐以前的牒譜文獻為據的。當然，“庄”是一個美謚，春秋戰國之時，以“庄”為謚號的國君有十幾個，但庄氏的出處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別的，“庄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這是記載得清清楚楚的。

鄭樵畢竟是南宋人，距離莊子已經千餘年，對他的說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記》。《史記·西南夷列傳》寫雲貴川等地的少數民族。這是司馬遷的大貢獻，他把邊遠民族寫進了我們的正史，以後的史書都有“四夷傳”，要不我們的少數民族就缺少了基本的官方記載。《西南夷列傳》裡面記載了一個人，庄蹺。庄蹺是楚國鎮守西部的一個將軍，他帶兵到了雲南滇池，後來秦國將軍白起佔了巴郡和黔中郡之後，阻斷了他的歸路，就變成了滇王。司馬遷寫道：“始楚威王時，使將軍庄蹺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蹺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班固《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也沿用了這個說法。司馬遷在這裡無意中透露了破解莊子身世之謎的線索：楚國庄氏出自楚莊王，莊子與庄蹺一樣是楚莊王之後，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這一點跟《史記》莊子傳中，稱莊子為“蒙人”而不標示“宋”，結尾處補記楚威王派使者聘請莊子，在認證庄氏的國族上，是有着互動互補的潛在契合之處。二者又與《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條有效的證據鏈。

楚莊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三年不飛，飛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他將楚國的勢力發展到靠近洛陽一帶，在東周都城洛陽郊外搞閱兵儀式，問周鼎的小大輕重，征服北方几個小國。“問鼎中原”這個詞就是這麼來的。朱熹說：“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有一種記載，“楚莊王滅陳為縣，縣之名自此始”，中國有縣的建制，是楚莊王的一個創造。其實，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就有“初縣之”的說法，這比楚莊王滅陳為縣早90年。應該說中國之有縣的建制，是秦、楚二國率先創造的。《國語·楚語上》記載楚莊王向申叔時問教太子之法，申叔時回答說：“教之《春秋》”，“教之《詩》”，“教之《樂》”，“教之《語》”等等，這就從楚莊王開始形成了貴族教育的“申叔時傳統”，推動了楚文明與中原文明的融合。楚莊王的直系傳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後就可以用他的謚號作為姓氏。問題是從楚莊王到莊子，過了200多年，應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經是一個很疏遠的貴族。

既然莊子是楚莊王之後，為何會居留在宋國？考證這個問題，要從楚威王派人迎接莊子的材料入手。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莊子大概30歲左右，從這個時候往前推50年——要是過了100年或更長的時間就不用操心了，“新鬼大，舊鬼小”啊！——上推到40多年的時候，出了一個重大的事件：吳起變法。楚悼王用吳起變法，“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開發了江南地，洞庭以南的地區，都成了楚國的疆域。吳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三代以上的貴族是不能世襲的，要去“上山下鄉”，充實新開發的土地。這把那些老貴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這些貴族就造起反來，攻打吳起。吳起是軍事家，孫、吳並稱，他就跑到了靈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屍體上。這些疏遠的貴族大鬧靈堂，亂箭射死了吳起，自然，也射到了楚王的屍體。按照楚國的法律，“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兒子楚肅王繼位之後，滅了70多家。庄氏家族應該就是受到此事的株連而逃亡的。要是我們對戰國的地理形勢比較了解的話，宋、楚之間，是墨子弟子們的根據地。比如墨者巨子孟勝，與楚國陽城君相好。陽城君參與射殺吳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為他守衛陽城封邑，自然也會將楚國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國。庄氏家族逃到宋國十幾年之後，才生下了莊子。

經過以上的國族認證和家族流亡的考證之後，前面提到的莊子身世的三大謎團就迎刃而解。莊子為什麼無書不窺？因為他出身貴族，接受的是楚國富有傳統的貴族家庭文化教育；他為什麼可以那麼傲慢地和王侯將相說話？因為楚王可能還會請他回去主事，楚國可是大國啊！在吳起之變40餘年後，隔了兩代國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遠貴族的關係畢竟盤根錯節，不斷有人在楚威王耳邊給這70個家族喊冤叫屈，呼籲落實政策，主張將他們的賢子弟迎聘回來，委以重任。楚王因此“聞莊子賢”，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莊子。濮水在楚、宋接壤之處，與莊子、惠施觀魚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動的陽城相離不遠，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好像莊子對他們家族的流亡路線，還有幾分留戀。

朱熹對莊子的身世有着很好的直覺，他一眼就看出，“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朱熹沒有做專門的考證，但他對先秦學術流派是一清二楚的。透徹的直覺，往往比含混的“博學”離真實更近。

破解《莊子》的文化基因

在莊子的筆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鄉明，爺爺奶奶講的失落了的故鄉故事，最能撥動人的心弦

一個人文學者不同於人事幹部的地方，在於他破解莊子的家世，不只是為了填一份履歷表，是為了更好地破解《莊子》書中的文化基因；而且通過破解《莊子》書中的文化基因，又可以反過來印證莊子的家族淵源。這就是知識發生學的研究，在循環論證中揭示莊子的真實生命。莊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惠施在魏國大梁為相，前後總共20多年。剛當上樑相的時候，有人造謠，說莊子要謀他的相位，所以惠施在大梁搜查莊子三天三夜。我們都知道莊子講了一個貓頭鷹和死老鼠的故事，貓頭鷹叼着一隻死老鼠，很寶貝，擔心鳳凰搶它的死老鼠。你看莊子是怎麼講的——南方有鳥，其名曰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這和庄氏家族的遷徙路線是一致的。楚人崇拜鳳凰，《山海經·南山經》是把鳳皇、鵷雛並列為同類的。莊子以鳳凰（鵷雛）自擬，暗示着楚國聘請我，我都沒有回去，還會來謀你那個死老鼠的職位嗎？惠施，你可是老朋友，你應該明白的啊！這就是莊子拿自己的身份經歷，以寓言方式與惠施說話。

甚至連《莊子·逍遙遊》所說的鯤鵬展翅，“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也聯繫着楚人崇鳳的原始信仰。明人謝肇淛《五雜俎》卷九說：“鯤化為鵬，《莊子》寓言耳。鵬即古鳳字也。宋玉對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這就在楚人崇鳳的信仰上，將《莊子·逍遙遊》與宋玉《對楚王問》關聯在一起了。文字學上“鵬”字與“鳳”字、“風”字相似，甚至相通，也得到甲骨文和出土簡帛文獻的支持。

《莊子》書又有渾沌信仰。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在中原之地認為這是四凶。如《左傳》文公十八年說：舜帝“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螭魅”。但在楚地，渾沌是三苗的祖先。莊子故事中，渾沌是中央之帝，倏和忽是南北之帝，覺得渾沌待他們很好，看到混沌沒有七竅，便“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是楚人的信仰，倏和忽是楚國的方言，在先秦的書中，只有楚辭有倏忽。用楚國方言，寫楚人的信仰，這蘊含著莊子刻骨銘心的鄉愁。

《莊子》書中寫了十幾個楚國的故事，在他的筆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鄉明，爺爺奶奶講的失落了的故鄉故事，最能撥動人的心弦。有一個故事叫“郢匠揮斤”，楚國首都的一個工匠，拿着一把大斧頭，“運斤成風”，可以將你鼻樑尖上像蒼蠅翅膀一樣薄的白泥巴砍掉，這個匠人很是厲害，那個受斧頭的人也很是厲害。第二個故事是漢陰抱瓮老人，漢陰就是漢水以南，有個老人不用桔槔，挖了一條隧道到地下打井水澆地。子貢就問他，為什麼不用桔槔，這不是事半功倍嗎？這個老人就講，有機械就有機事，有機事就有機心。他不能用機械破壞自然的渾沌狀態。孔子說這是渾沌氏之術。還有一個故事“痀僂承蜩”，就是駝背老人抓蟬。他說我的竹竿子上要能頂着兩個石頭丸子不掉下來，那十個蟬就能粘住五六個；要是能擱三個石頭丸子在竹竿頂上掉不下來，那抓蟬時，十個裡面能粘住八九個；要是能有五個石頭丸子累在竹竿上不掉，那抓蟬就如探囊取物一樣了。這是講專心致志可以通天地之道，“與天為一”的神秘力量。蘇東坡稱讚吳道子畫人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文天祥說：“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這些都是用了莊子所講的楚人故事作比喻。這些楚人故事，證明莊子道術連通着楚人信仰。信仰的連通，是生命之根的連通。

宋國蒙地與莊子的生命哲學

莊子沒有融入當時宋國社會中，當地人不接納他。他小時候，在沼澤地里孤獨遊逛而沒有夥伴，“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莊子居留在宋國蒙地，但他似乎對宋國相當隔膜，甚至反感，他筆下的宋人都很笨，甚至有些卑劣。莊子經常嘲諷宋人，加上經常與宋人惠施辯論，嘲諷就更加尖刻。宋人是殷商的後代，總有一點經商的智慧吧，但是莊子說：“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拿着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國去賣，但越人是斷髮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買賣也不顧客戶的需求，只能賠掉老本。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說：“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鵷雛以死鼠也。”用的就是《莊子》典故。

《莊子》還說：“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葯者”，但是只能“世世以洴澼絖為事”。“洴澼絖”就是漂洗棉絮，大概是用了宋國的象聲詞方言，有點向辯論對手惠施調侃的意味。有客人想用百金購買他們的偏方，他們就聚族商量：“我們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一年的收入也不過數金。如今賣個方子，就可以拿到百金，不如成交了吧。”但那個客人拿着方子，遊說吳王。越國來侵略，吳王就任命他當將軍，冬天與越人水戰，手不龜裂，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他當大官。莊子評議說：能夠一樣製造不龜手的葯，有人靠它封官，有人不免於“洴澼絖”，是他們使用的方式存在着差異的緣故。

其實，諸子都不太喜歡宋人。為什麼？通覽《左傳》可以知道，宋國掌權的都是自己的公族，他們怕權力被遊說之士奪走，因而不接受客卿。孔子經過宋國，受到宋司馬桓魋伐樹的威脅；孟子遊歷到宋，受到宋君不見的冷落。墨子阻止楚國對宋的入侵，歸途過宋，守閭者不予接納。莊子在宋國也只能當個芝麻大小的漆園吏，這麼有才華的人，起碼也應該在政府中成為管理圖書、起草文件的大夫。秦國、楚國、齊國，都接納客卿，宋國不接納，諸子對它的保守姿態很反感，所以《孟子》的“拔苗助長”是宋人，《韓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

莊子沒有融入當時宋國社會中，當地人不接納他。他小時候，在沼澤地里孤獨遊逛而沒有夥伴，“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看見蝸牛的兩個角，想象其中一個是觸國，一個是蠻國，互相打仗，打了半個月，死了五萬人云雲——這是小孩子的想法。清人吳梅村有《滿江紅》詞曰：“鷸蚌利名持壁壘，觸蠻知勇分旗鼓。只莊周為蝶蝶為周，都忘語。”我想，孔子這麼博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他都不知道蝸牛有兩個角，當時的博物學還沒有那麼發達。你要盯着蝸牛看很長時間，它才會伸出兩個角來，只有小孩子有這份耐心。莊子還到集市看耍猴，欣賞着耍猴人給猴子分配橡栗，說朝三暮四，猴子就生氣，說朝四暮三，猴子就高興。還有“庖丁解牛”，一個屠夫像合著樂舞那樣揮舞着出神入化的刀，兩三刀就乾脆利落地將一頭牛殺倒了，只有小孩子看時才覺得震撼，大人就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莊子憑藉自然界的草木蟲魚和民間卓絕的技藝，引發他的神思妙想，書寫着“詩化的哲學，哲學化的詩”。

莊子的生命哲學，寫得最獨特的，一是關於死，二是關於夢。莊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這是楚人的風俗，即《明史·循吏列傳》所說：“楚俗，居喪好擊鼓歌舞。”此類記載在唐、宋、元朝的筆記，以及湖北等地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不少，現在南方還有這種風俗，可謂流風久遠。按照“喪祭從先祖”的規矩，莊子在亡妻喪俗上，應請巫師和親友擊鼓歌舞。但他既窮請不起巫師，家族流亡異地請不來親友，只好自己鼓盆而歌了。莊子的高明之處，是他能夠從楚俗中，升華出哲理，“通天下一氣耳”，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死者又回歸自然。以此他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生生死死，來去瀟瀟洒灑。

先秦諸子寫夢寫得最好的是莊子，他寫了11個夢。《老子》《孟子》沒有“夢”字，《論語》有一次寫到夢，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講的是一個政治夢。《莊子》最有名的是“蝴蝶夢”：“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莊子多悟鳥獸草木之靈。他用夢來思考生命的界限，“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人與鳥、魚、蝶，孰真孰夢，夢與醒的界限在哪裡？在邊界朦朧中，所謂“庄生曉夢迷蝴蝶”，他寫了一個生命與夢的春天，給人一種輕盈的美麗，與物為春，逢春化生。莊子作品的詩意，就來自這種幾分驚奇、幾分超逸，混合著幾分楚人鄉愁的記憶，令人神往，構築着一個中國人可以“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

以此角度解讀《莊子》，我們就會體驗到，一個破落流亡的楚國貴族後代在宋地作楚思的活生生的情境。我們考證莊子身世，進行文化還原，就是為了恢復這些經典本身應該具有的生命。還原諸子生命，既是對諸子的尊重，也是對研究者能力的尊重。中國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文化之根的資源，如果我們的解釋是陳陳相因，或隨波逐流，就很難提升與一個現代大國相稱的思想原創能力和文化解釋能力。